在经过无数艰难险阻、为之付出心血的情况下股票杠杆资金，红军终于抵达了陕北。然而，胜利之后，他们依然面临着周围敌人四处环绕、封锁森严的困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即使在国共合作、统一抗战和八路军成立后的光辉时刻，国民政府所拨付的军费和物资供给对陕北中央来说仍然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并没有丝毫的松动，这使得陕甘宁边区的物资流通变得极为困难。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红军士兵在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天仅能得到1斤小米或杂粮作为口粮。军装、鞋子和其他军事装备都难以满足基本配备，武器的缺乏更是无法想象。直到实施了诸如“大开荒”、“大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之后，缺衣少食的情况才开始缓解。那么，抗战中后期延安中央机关的各级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他们的工资发放又是遵循怎样的标准？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中央机关的伙食被划分为“大灶”、“中灶”、“小灶”和“特灶”。其中，“大灶”是指中央各机关及普通工作人员的日常伙食标准；“中灶”则是为延安的知识分子准备的，而“小灶”的食物则针对孕妇和伤病员，提供更为营养的餐食；标准最高的“特灶”则是为外国友人和来宾而设立。抗日军政大学和党校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则享有类似于中灶的伙食标准，午餐和晚餐均包括一荤一素一汤；而中初级班则使用大灶，通常以小米饭或馒头作为主食，并提供一菜一汤。

尽管如此，因物资供给紧张，无论哪个级别的伙食，主食大多还是以小米为主，白面等精细粮食极为稀缺，菜品主要是土豆、南瓜、萝卜和白菜等素食，肉类和鸡蛋则时常匮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机关干部每天的口粮为1斤3两米，而军队人员则为1斤8两米。高级干部每人每月能分到4斤肉，而普通干部则减半。延安的军民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三合饭，这种食物是将大米、小米和土豆与盐一起煮成的，简单却能填饱肚子。甚至连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特灶”标准下的一日三餐也不过是小米干饭，每周则有两三次的猪肉或鸡蛋作为慰藉，而在饮食中偶尔能享受到一些用传统方式烤制的面包也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关于机关上下的工资或津贴，划分标准为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及以上均为5元。可以说，连毛泽东和朱德这样的领导者也即是在这一工资范畴之内。对比之下，素质较高的知识分子则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比如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等人的月薪均为10元。

根据1940年延安的物价情况，鸡蛋每枚售价三分，活鸡四角，一头羊售价三元，而一盒普通香烟也仅需三四角，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十元的购买力相当强大。在居住条件方面，延安的军民大多居住在窑洞中，中央领导的居住地也不过是相似的选择，若有不同，主要在于窑洞的大小和居住人数的多寡。普通战士的窑洞一般高一丈、长两丈，通常能容纳十几个人在一个大通炕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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